寇准的“自辩”奏疏,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,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新的震动。在这份奏疏中,寇准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被朱能和周怀政精心设计的受害者。他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如何被朱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,如何被周怀政的权势所胁迫,如何在半信半疑、恐惧害怕的情况下,才将这份“天书”上报朝廷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,自己“深受皇恩,忠心耿耿”,绝无半点欺君罔上之心,对于“天书”可能存在的伪造,毫不知情。
这份奏疏,写得情真意切,充满了委屈和无奈。其核心意思只有一个:我只是个被蒙蔽、被利用的可怜虫,请陛下明察!
奏疏送达京城,真宗皇帝赵恒看后,龙颜大悦。他正愁找不到一个台阶下,寇准的这份“自责”奏疏,正好给了他一个体面地处理此事的机会。他立刻下旨,嘉奖寇准“坦诚悔悟,深明大义”,赦免其“失察”之罪,并再次强调对其“忠心”的肯定。
而对于罪魁祸首,则毫不留情。圣旨中称,经查证,永兴军巡检朱能,勾结内官周怀政,胆敢伪造“天书”,欺君罔上,罪大恶极,着即逮捕归案,严加惩处!周怀政身为内廷近侍,本应恪尽职守,却“交通外臣,妄言祥瑞”,亦难辞其咎,着令停职反省,听候发落。
圣旨一下,朝野哗然。所有人都知道,这只是个开始。朱能和周怀政的下场,已然注定。
朱能被迅速逮捕,并在狱中被屈打成招,承认了自己与周怀政合谋伪造“天书”的罪行。不久之后,便以“大逆不道”之罪,被斩首示众。其党羽也受到了严厉的清洗。
周怀政的下场则稍微复杂一些。他虽然也被停职,但真宗皇帝似乎还念及他往日的“功劳”,并未立刻将他置于死地。然而,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随着周怀政的倒台,他在宫中多年经营的势力也土崩瓦解。一些原本依附于他的官员,为了自保,纷纷反戈一击,揭发了他更多的“罪状”。
这些罪状,有些是真实的,比如他贪污受贿、结党营私;有些则是捕风捉影,甚至是无中生有,是政敌的恶意攻击。一时间,关于周怀政的负面传闻甚嚣尘上。
更致命的是,周怀政在绝望之际,似乎想做最后的挣扎。他暗中联络了一些禁军将领,试图发动兵变,逼迫真宗皇帝退位,立太子赵祯为帝,然后自己以“定策功臣”的身份掌权。然而,这个计划尚未实施,便被告发。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周怀政宫变”事件(虽然规模和影响可能被后世夸大)。
消息传出,朝野震动。真宗皇帝龙体本就虚弱,受此惊吓,病情急剧恶化。他震怒异常,下令彻查。这一次,周怀政再也没有了任何侥幸的可能。
最终,周怀政被逮捕下狱。经过简单的审讯,便被判处死刑,于天禧四年(公元1020年)七月间被斩首。其党羽或被诛杀,或被流放,一个曾经权倾一时的宦官集团,就此覆灭。
而寇准,在这场政治清洗中,凭借着及时的“自辩”和撇清关系,成功地保全了自己。虽然他的声誉受到了一定的损害,被一些士大夫视为“趋炎附势”、“苟且偷生”,但至少,他保住了性命和官位。
不久之后,真宗皇帝下旨,再次任命寇准为相,将他召回京城。
寇准怀着复杂的心情,离开了永兴军,踏上了返回汴京的道路。此时的他,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澶渊英雄。两鬓已经染上了风霜,眼神中也多了几分沧桑和疲惫。永兴军的经历,如同一个沉重的烙印,刻在了他的政治生命中。
回到京城后,寇准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。皇帝看着眼前这位历经风波而“安然无恙”的老臣,眼神复杂。他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勉励了几句,便让他官复原职。
然而,寇准知道,京城的政治风向,已经彻底改变了。经过“天书”和“宫变”两场风波,朝廷内部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和诡异。真宗皇帝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,已经无法正常处理政务。朝政大权,逐渐落入了以丁谓为首的一帮佞臣手中。
丁谓等人虽然在与周怀政的斗争中暂时获胜,但他们深知寇准在士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。他们对寇准,既忌惮,又利用。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,实际上却在暗中排挤和监视。
寇准身处其中,如履薄冰。他试图有所作为,但处处受到掣肘。丁谓等人阳奉阴违,经常在背后搞小动作,架空寇准的权力。寇准空有宰相之名,实则难以施展抱负。
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自己一生清正,一心报国,最终却被卷入这肮脏的政治漩涡,身不由己。当年的豪情壮志,早已被消磨殆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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